不可能的长诗

  在一篇名为《“长诗热”的审视》的文章中,列举了长诗兴起的状况,文章有如下的描述:
  
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上升,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股“长诗热”。如邱树宏的《30年:变革的大交响》和《孙中山》、桂兴华的《前进,2010》、王久辛的《致大海》和《初恋杜鹃》、商泽军的《奥运中国》和《大地飞虹》、华文峰的《中华之歌》、洪烛的《西域》、陆健的《田楼田楼》、唐力的《建筑人》等,发表后都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诗评家的认可,在一般诗歌读者中也获得了好评。

  长诗真的有这样的反响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甚至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看,长诗正在消亡的过程之中。这个观点由来已久,90年代初期,在海子和骆一禾的长诗发表之后,就有人对长诗的雄心致以了怀疑的态度。不管是从文学史实绩还是社会演进对文体的影响来看,那种综合一切的长诗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最近的长诗,从艺术性以及影响力而言,应该都不及短诗。在国外,庞德的《诗章》是以短诗来结构成篇,帕斯的《太阳石》也不过584行。海子和骆一禾的长诗有着诗学和哲学的雄心,但难免陷入阅读的障碍之中。

  在这种境况下提长诗热,很难具有艺术上的讨论意义。上述所引国内的长诗,不如说是27年文学赞歌的延续。但这样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这些诗篇最严重的缺陷,就在于缺乏独立的意识和人格,想象它们能够传世或者具备更深刻的价值,无疑是徒劳的行为。

  单纯回到最早的诗歌功能标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长诗,具备哪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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