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长诗

　　在一篇名为《“长诗热”的审视》的文章中，列举了长诗兴起的状况，文章有如下的描述：
　　

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数量上升，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了一股“长诗热”。如邱树宏的《30年：变革的大交响》和《孙中山》、桂兴华的《前进，2010》、王久辛的《致大海》和《初恋杜鹃》、商泽军的《奥运中国》和《大地飞虹》、华文峰的《中华之歌》、洪烛的《西域》、陆健的《田楼田楼》、唐力的《建筑人》等，发表后都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诗评家的认可，在一般诗歌读者中也获得了好评。

　　长诗真的有这样的反响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甚至从文体演变的角度来看，长诗正在消亡的过程之中。这个观点由来已久，90年代初期，在海子和骆一禾的长诗发表之后，就有人对长诗的雄心致以了怀疑的态度。不管是从文学史实绩还是社会演进对文体的影响来看，那种综合一切的长诗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最近的长诗，从艺术性以及影响力而言，应该都不及短诗。在国外，庞德的《诗章》是以短诗来结构成篇，帕斯的《太阳石》也不过584行。海子和骆一禾的长诗有着诗学和哲学的雄心，但难免陷入阅读的障碍之中。

　　在这种境况下提长诗热，很难具有艺术上的讨论意义。上述所引国内的长诗，不如说是27年文学赞歌的延续。但这样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这些诗篇最严重的缺陷，就在于缺乏独立的意识和人格，想象它们能够传世或者具备更深刻的价值，无疑是徒劳的行为。

　　单纯回到最早的诗歌功能标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长诗，具备哪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