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

　　在《朗诵记》里北岛说了一句丰富的话，“文化革命好象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反过来看，朗诵也可以看做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公众行动，随着朗诵的发声，总是希望能够有奇迹被催生出来。说是奇迹，因为有先例存在，比如“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这一度是诗人最喜欢引用的句子，不管是不是宗教徒，但拿来使用总是喜欢的。

　　朗诵暗含着对听众的渴望，这在形式上和演唱会一摸一样。歌星在舞台上大声放歌，歌迷随之在台下如痴如醉，这被视作为成功的标志。尴尬的情况是歌星使尽浑身解数，但听众却毫无反应，原本应该通过歌声而唤起的反应中断了，歌声作为信息中断在了某个地方。朗诵也是如此，它总是希望能够获得回应，而派遣一种无聊或孤独。所以，现代所说的朗诵，不应该仅仅看作是朗读发声，它同时包括着听众。

　　听众事实上始终在场，只是因为现代生活空间的扩展和组织能力的提高，更大规模的听众聚集成为可能，所以，听众这一群体在朗诵中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在关于古典的想象中，诗人可以自我朗诵，也可以在好友宴饮时朗诵。必然有什么已经缺失，所以，这种朗诵趣味退出视野，取而代之的是一对多这种舞台表演形式。

　　私人范围内的朗诵听众与朗诵者的角色可以随时互换，但现代朗诵角色却是固定的，它是一种单方向的信息传播过程。所以，对应于这种性质，朗诵更倾向于宣传或者是舆论导向。这一特点催生了北岛所说的革命读法，也就是慷慨激昂，声音和情绪都表现出一种非正常的形式借以达到表演的效果。

　　至今这一形式仍然具有极高的认同度。政府、企业、社团的各个部门都会在某个时间里兴致勃勃地组织一场颂歌式的诗歌朗诵会。它们不仅组织朗诵者，同时也组织听众，当然，主题也是被组织的。在这场朗诵中，朗诵者面带神圣的表情，以喜悦、崇敬、坚定的表情和仪态，尽力表演主题，赋予它神圣合法的色彩。而听众的反应也被希望与主题及表演者的努力相一致，即在这样一场颂歌式的朗诵中，如果听众不被感动，则是无法理解且有悖逆上级意识的嫌疑。

　　而对于现在所说的诗人朗诵，情况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异是，行政权力的意志在诗人朗诵里无法行使，它不能以组织的名义限定听众应有的反应，听众也不会因为自觉反应不当而心生惶恐。因为差异的存在，所以两者的相似就显得更为隐秘而难以辨别。这是说，两者都会以为自己正在从事最神圣的事业。组织以为主题神圣，诗人以为诗歌神圣。在诗人那里，对诗歌神圣的坚持最终显得更为虚妄一些。

　　诗人相信，诗是不凡之物，因为写诗，所以他自觉就比听众更靠近真理，朗诵也因此而具有了宣示神谕的象征地位。这种超然的形象会让朗诵者给自己不断垒起砖头，最终造起一个高高的舞台，也因此而有了俯视的姿态。如同偶像与粉丝的不对等是不善的一样，诗人的这种意识同样也是没有道理的。

　　《朗诵记》讲述了郭路生朗诵的习惯，他总会征求在座各人的意见，是否可以朗诵，并且采用克制的声调发声。这种谦卑是对朗诵不对等地位的削减，它试图通过获取授权的方式，并以低语的姿态来和听众达成一种平等民主的关系。虽然在形式分析上它无法完全克服朗诵一对多的单向传播特征，但姿态的放低，却让这种朗诵减少了相互之间的敌意。在《朗诵记》里，北岛将种大嗓门的朗诵视作为冒犯，其根源也在于此。

　　北岛在评论朗诵时说，“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现代诗人的形象显得复杂而又矛盾，以北岛的经验来看，朗诵在与世界做心酸的沟通时，还可以像个打工者一样用以谋生。所以，北岛最后疲倦地说，“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