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外

　　昨天和小源在网上聊天，他读到《问题来自于不能传播》时，推荐了洪子诚《八分钟的发言：文学的焦虑症》给我读。洪子诚提到，“当年谈‘文学超越性’，哪里是仅仅要文学远离现实、远离政治？”他辨析说，“80年代提出的所谓‘纯文学’，或者‘回到文学自身’，指的好像也不仅仅是强调语言、叙述、形式的重要性这一方面。”这一论述提醒了对80年代纯文学思潮的认识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

　　我在《问题来自于不能传播》里对现今文学与80年代文学继承关系的简单言论，意在说明不应该以指涉现实为首要的标准来批评当代文学，从而断绝80年代以来所建立的对文学语言、叙述、形式这一文学本体特征的些许成绩。在中国似乎从来就缺乏温和适宜的立场，如果指涉现实最终导向的是轮回，不如在纯文学中嬉戏为好。

　　我明白事实并不会如此简单，大家谈论今天文学缺乏介入性，其目的也是在为“文学的焦虑”寻找一个解脱的方案。洪子诚给出的方案是要求思考“作家、文学创作如何建立一种与各种权力，与政党政治保持相对独立的传统，如何维护作家精神独立地位，摆脱对各种权力依附的追求……”陆源认为弊在市场意识形态，亦即作者、出版人都以市场为导向，获取利益最大化取代了文学追求；我认为是权力仍然钳制着出版与写作自由。

　　以上种种说法，或许只是指涉到了答案的某一方面，最好的假设是，作者不依附于权力，则有可能真正秉持对知识、真理、独立、尊严的追求，也因此会克服对钳制的恐惧，并从市场中稍微脱身而出。但这种假设仍然回到了人文精神的申张。我的疑问是，单纯谈论文学界的人文精神是否切实有效？如果放宽眼界，突破文学虚构类型的定义，那么，是否可以说，最好的文学正在发生。那些慨叹文学缺乏介入性的批评只是囿于自我设定的范围而对真正呼唤的部分视而不见。

　　不依附于权力的写作者早已存在，不迎合市场意识形态的写作者也早已经发生，不恐惧于钳制并独立承担的写作者正在持续发言。而这些部分，在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