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自于不能传播


  在“现实与文艺:2009北京文艺论坛”中,看似爆发出来了很多话题,谢冕批评说,“现在读小说的人往往就是写小说的人,看诗歌的人往往就是写诗歌的人,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批评家陈福民将检讨的范围扩大到了批评领域,最后提问说,“问题来自哪里?”
  他们忧虑的核心问题是,文艺丧失了介入性,对社会现实与疾苦不能提供关注与批评。谢冕的说法,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流传,并成为嗤笑诗歌的一个常用证明方式。谢冕重新提出这种说法,仍然坚持将批评的对象指向了作者,意指他们缺乏把握现实的能力与主动性。作者缺失了介入性。
  介入性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选择,如果单纯将批评对准作者来谈论这事,到如今这个时代,有失公允。事实上,中国文学一直被“介入性”这个大词困扰着。每一次要求文学关注现实,立刻面临的威胁就是文学独立性的损失。回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可以明白,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倾向与当年文学回归自身的努力有着怎样大的关系。在那个时期,文学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才从工具地位脱离出来。
  当然,要求文学关注现实,深具批评能力,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回归工具地位。但是,该思考的问题是,它何以成为工具,当这种决定性的力量没有改变时,它是否还在持续地作用于文学的表现形态。事实上,我不相信谢冕等人不了解这个事实,他们回避谈论的东西,正是让文学陷入困境的东西。
  在twitter上,@baiwuya发过这样一条推,“一方面有序地毁掉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方面含泪呼吁:中国怎么不出大师?”问题的真正来历,普通人往往看得比批评家更为清晰。文学创作的环境看似处于一个良好的时期,但是,事实并不真的是这样。最直接的困境,反应在出版环节。
  twitter上一条锐推的消息这样说:“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请记住是科幻作家。科幻作家是写科幻小说的。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我们报到出版社审批,出版社给退稿了。退稿的原因是他的小说中描写的地球上已经没有中国的存在!”看看这个事件,还能期望什么样的批评或者苦难之作能够出版呢?莫言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小说《蛙》,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采访中,使用的标题是“更直接地面对一个敏感题材”。仅仅是计划生育,都能够成为敏感题材,是该叹息了吧!
  到处都是敏感题材,写作就不能完成,因为写作已经不单纯地是“写”这一过程,它更包含着传播。文学批评家与其讨论作家的志向与写作能力,不如去讨论这种传播的机制是否提供了空间。对这种传播机制的批评,意味着担当与勇气,而这,恰恰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同时缺失的东西。对比那些更为艰难,却更具行动力的人,作家和批评家应该是羞愧的。
  这不是指他们缺乏写作的能力,而是指他们的自动回避。不是回避苦难现实,而是回避那无处不在、面目模糊却又让他们心生恐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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