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隐居

　　最新的一则社会奇闻讲述的是一个化名为宋科的年轻人归隐未遂的故事，在读大学两年以后，心生厌倦的宋科计划消失在这个世界，他选择以死亡的方式告别自己的身份，转换为另外一种形态进入隐居的世界。这个故事由隐居、青城山道教传统、自杀、凶案现场、法庭审判等要素组成，别具喜剧色彩的是，一副猪的骸骨拼成了想象中的尸体。

　　归隐是传统世界里一种弱势的生存方式，在陶渊明和梭罗的身上，无一例外表现出来对社会组织生活的厌恶，转过身，他们在自然里面获得了满足。所以，归隐同时显现了厌倦和亲近，在很长的时间里，它作为一种被赞美或者向往的调节阀而存在，左转是入世、右转是隐居，双向调节自由开启，事实上是以选择的多样避免了无路可退的困窘。

　　隐居在本质上是一种批评，它以对主流生活的放弃宣告了自己的不合作，整个时代的价值观、道德标准、社会机构、生活方式乃至话语，都被隐居者拒绝。隐居的真正意义就是，所有这些，我都不愿意采纳。休闲或者黄金假日与隐居有某种相似之处，撇过时间的长短，两者都是从既有的秩序里跳出来，换取另外非常规的生活。

　　但是，休闲或者黄金假日与隐居的差别不能以道里计，前者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已经纳入了社会的认可范围之内，但隐居却不一样，作为持久的批评，它被排斥在了正统的价值体系之外。这也是现在提起隐居会带有浓烈怪异色彩的原因。

　　正统社会对一切异常情况都采取了严厉的制裁，一个不宽容的社会尤其如此，在这里，如同我们幼年只能用简单的思维将所有的故事人物分派到好、坏两个对立面一样，不宽容的社会将一切异常归结为异端，中间没有任何飞地。这种思维弥漫在日常的认知中，并作为潜在的判断标准享有无形但强大的力量。

　　在这一则奇闻当中，因为归隐过程涉及到伪造的凶案现场，所以法庭顺理成章地登场，并借助于对社会公众安全的维护为切入点，展开了对隐居的宣判。维护公共安全在两种层面上成立，其一设计生命与财产安全，其一是社会正常秩序。庭审结束，法官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你最后有什么话想给父母说的吗？”

　　这是一个潜在的指责，意味着隐居者不管是从隐居还是从涉嫌危害公共安全，都愧对父母，这是对于悖逆者通常采用挽救的方法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通常由媒体、口水构成。拯救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病因的查找，在媒体稿中，它被归结为毒小说的侵害以及个性的内向。在匆匆放过这则奇闻可能存在的更多丰富性之后，记者这样写：他“极少参加集体活动”，这是说，归于温暖的集体怀抱，每个人都是乖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