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诗歌奖的常态

  顾彬曾经评论说,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这个判断在鲁奖诗歌奖项中并没有体现出来。车延高的诗歌获奖之后的争议,集中在读者对羊羔体的嘲讽以及批评家对车延高诗歌水平的批评之中,这种质疑并且直指鲁奖的诚实性。这里不提公正性和严肃性,是因为这个奖项从历年的经过来看,已经成为笑谈。

  一份名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堕落史”》的资料揭示了鲁奖诗歌奖的实质,它是一项“鲁迅官员主编诗歌奖”。在五届诗歌奖得主中,官员和官刊主编成为得奖大户。在鲁奖评委会那里,中国诗歌界仅仅由领政府薪水的人士组成,此外一概不存在什么诗人。而鲁奖诗歌奖,就是从这群人里面依资历轮流领取奖状,如果侥幸不死,怎么也能轮到吧。

  就这样,中国存在了两个诗歌界。真正的分裂并不在于技术或者语言的差距,而在于对这个时代的判断,在迄今为止写得最漂亮的批评文章《跟车延高谈谈诗》中,景凯旋借评论车延高这样说:“这不是说他的诗歌感觉不好,他要面临的是鲁迅的命题: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歧途。搞政治的人需要维稳,搞文学的需要不满。在今天的社会,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只能是人格分裂才能做到。”

  但关键是,中国却实实在在存在着政治文学家,这个词似乎也不准确,官僚文学家应该更为贴切些。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与他们相联系的词有机构、权力、资历等等,唯独缺乏自我意识。到最终,只是权力对文学的入侵。

  所以,车延高获奖是鲁奖诗歌奖的常态,只是这种常态被突然发现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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