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抄袭辩护词

　　重庆石柱县汪孟祥著有小说《八德谣》，他将自己的小说与县文联主席谭长军出版的《八德谣》做对比，发现两者内容惊人相似。在此前，汪孟祥写完小说之后，曾向谭长军请教，并将手稿放谭长军处两年时间。汪孟祥认定谭长军抄袭，并向法院提起起诉。新闻里面讲述了记者据此对谭长军的采访，谭长军承认，他的小说在创作时间上后于汪孟祥的小说，对相似度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同题作文，肯定有相同的内容，但两者的时空和有些细节不一样。”

　　谭长军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八德谣》是根据当地一起农民起义事件写就的纪实长篇小说，因为这个事实的存在，就给谭长军提供了辩解的可能。他希望的逻辑是这样，因为都是根据同一件事进行创作，所以肯定会相似。在这种辩护词的背后，体现了谭长军的一种镜像文学观，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那句口号，文学是现实的反应。不过，在他这里，这种反应更像是一面镜子，事件已经发生了，他和汪孟祥拿着镜子去找，映现在镜中的图像自然相同。

　　前几天刚引用过范美忠的一句话，讲到了事实的存在与事实的叙事这样两个概念。在很多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往往会被人忽略，甚至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这之间有区别。这种认识上的蒙昧就造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往往将说法当作事实，比如说中学课本里讲到抗战的主力，最后的印象是国军消失无踪，只有共军在英勇抗战。等到长大，从别的途径看到抗战有别样的记录，就会很受伤。

　　这个例子极好地说明了事实的存在和事实的叙事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抗战就是事实的存在，历史课本和其他记录就是事实的叙述。在事实和叙述之间，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统一或重合，这里面的原因是清晰的，因为事实完全有大大小小、鸡零狗碎的细节构成，比如说在抗战整整八年里，在某一天的某一秒，就有无数人在发出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抗战这个事件里的一个内容，可是，叙述不可能完全包含这一切。要叙述事实，就得承认叙述的不可靠。

　　这里面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该如何选择，也就是说面对庞大到令人窒息的事实，该如何选择其中的细节来讲述这个事件呢？在这里，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理由，会做出各自的挑选，以求最为准确地记述事件。尽管他们追求准确，但是这是确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因为各自挑选的不同，所以讲述也就不同，即使他们在按照尽可能客观、真实的原则来叙述。当然，像历史课本这样虚假的叙述就更是呈现出另外一种被想象出来的事实。

　　我们提到了这样事实的叙述会产生差异，这里面的原因在于视角的不同，换句话说，一群人坐在屋子里面看电视，从不同的角度看过去，发现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视角限制了对事实的叙述内容。切换到读事实的叙述这件事来，当两个人同时面对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基于他们各自方方面面的差异，对这件事所了解的程度必然会不同。《罗生门》极好地讲述了这个道理，在不同人的眼里，一件谋杀案有不同的说法。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理由。在事实的叙述里，还存在着叙述技巧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技巧并不仅限于能否流畅地讲述，它还涉及到一些以美学为目的的技巧以及社会、政治需要的技巧，后者是或增或减、或隐瞒或扭曲。经过多重的技巧组合，事实必定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八德谣》是一篇纪实小说，它讲述的是一次农民起义。好吧，我们已经知道，即使那是一个杯子，可当我们用语言、用种种媒介将它转述出来时，那就必然成为变动的、可疑的、被组织过的叙述。这种叙述具有无限的形式和可能，会因视角和技巧发生重大的差异。但谭长军却不这样认为，他的意思是，因为是事实，所以叙述就一样。

　　那好吧，就不和他再争论了，据说网易的跟贴是一个奇观，在这件抄袭新闻的后面，有个跟贴是这样的：“我前天写了一部小说，跟《老人与海》的标点符号不完全一样，不知道能不能获得诺奖啊。”网友将这个故事推进了一步，好吧，我认同你的逻辑，事实的叙述可以相同。那么，给我诺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