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诗话:3期]民刊,诗歌奖与红


  36家诗歌民刊图片资料,老刀制作于2007年。

  今天是2010年12月2日,周四,全年第48周。每周诗话,观察汉语诗7日话题。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12月10日,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天?是啊,为什么会提到这一天呢?有句被说滥了的话是这样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尽管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写作方式以及关注内容,但是看看中国诗歌的整体面目,那么在12月10日这天,最好不要再引用这句话。诗人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开会,在思考着灵魂,在提炼着疼痛,在梦想不朽,他们是离这个时代最远的人。如果他们能够不朽,那真是怪事一桩。

  这样说难免误伤,我们早就知道任何一种文学景观都不可能是整齐的方阵,那么,那些在介入的诗人,你不在上述之列。我并不愿意这种批评被误解,以为是在响应正确的号召,要求诗人降低技术上的难度,俯就群众的审美能力,而是说,再唱响空泛的抒情之歌,有多大意思呢?闲话说过,回头看这一周的诗歌状况。


  1.关于民刊
  从1979年《今天》创刊以来30年间,有多少民间诗刊问世,在这一刻仍然存活的民刊又有多少?30年间民刊都兴衰有着怎样的曲线图?接下来民刊是否还会持续存活?在11月28日更新的《现存活诗歌民刊不完全统计》中,知闲收集了总共141份民间诗刊的目录,对于这份名单,他做了这样的说明:“本名单主要参考《诗歌月刊》2007年-1010年民刊专号,精力有限,肯定有遗漏。”尽管存在他提到的这种缺陷,但这份名单仍然是有意义的。

  西川在《民刊:中国诗歌小传统》中通过批评国内的研究机构不作为来对民刊做出了评价,他这样讲,“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注意到收集民间诗歌出版物对撰写文字史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究竟何在呢?它首先是补充了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完整图景;其次,它有限地拓展了诗歌的流通空间;第三,它微妙地维系了诗人之间的交流与同声响和。后两者部分地解释了民刊出现的原因,它和发表、被阅读、认同等等心理相关。

  西川在文章中对民刊的趋势作出了判断,他认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民间诗刊的历史已呈现颓势。网络诗刊正在兴起。”这个判断有预言性质,但就目前来看,诗人对网络传播的技术和途径的认识与掌握明显滞后,网络文本的存在形态、制作技术等等都乏善可陈。如何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网络传播的特征,扩散诗歌的传播与阅读范围,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不过,美国诗歌学会的一个举措可以让中国诗人学习一下,他们制作了"poem flow"这个app发布在iTunes store提供每日一诗来供人免费下载。对比一下,只能说美国诗人太敏锐。

  2.70年代诗人
  这一周有两场有关70后诗人的研讨会举行,分别是“2010中国70后诗歌博鳌论坛·零点诗会”“2010中国江油太白诗会暨70后诗歌论坛”。两场同样以70后诗人为对象的诗歌活动在同一周内举行似乎说明不了什么,但多少隐约地提示着70后诗人这个群体在努力地发声。

  以年代划分写作者以来,70后可能是最后一个热衷于诗歌写作的群体,并且这个标签极有可能会越来越鲜明。为什么是70后而不是80后呢?这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它与一代人生活的最初记忆有关,与他们生长的文化环境有关,到最后,仍然是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70后这一代人,纯文学是他们的野心、习惯乃至文学思维的方式。

  张悦然在《对70一代的嫉妒》中描绘了70一代毕业纪念册的留言风格,她说:“那些寄语,是很有趣的,里面不约而同地用了“风景”“远方”“飞翔”和“梦想”等词汇,激情万丈。小时候我写作文的时候倒是常常用到它们,却不知道风景远方都在哪里,非常空洞。原来这些词是属于他们的,离我还太远了。”

  转眼间,这一代人就奔向40了,留给他们的时间实在不多,而他们,却又总是差着那么一口气。

  3.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
  其实一年到头,关于诗歌的奖项并不少,这之中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稍微有点特殊。

  2010年初,诗人严力和食指去西安参加一个活动,西安诗人伊沙提议,“我们可以过一个自己的诗歌节。”长安诗歌节就此开始。它是“是居于长安的旨趣相近的诗人们私人的、朋友的、诗歌的聚会与汇聚……”长安诗歌节不定期举行,主要形式为朗诵与切磋,然后就是腐败吃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活动差不多每次都会有嘉宾出席。这样,就将新鲜的力量纳入了这个私密性的圈子当中。

  “长安诗歌节·现代诗成就大奖”恰好就是因嘉宾的出现而设置,这个奖项的候选人名单原则上从参加长安诗歌节并朗诵自己作品的本年度嘉宾(不分国籍和语种)中产生。并于每年12月最后一天产生结果,此奖项永无奖金。相比于其他的奖项,这个奖在形式上承袭了一种文人雅集的传统,它不那么刻板,所以更具嬉戏的温和。

  4.每周一诗: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本命年歌谣
  选了很久,想找一首有态度的诗,好吧,那就孙文波的《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本命年歌谣》。诗歌很清晰,不卖弄艰深的技巧和比喻,几乎可以当作大白话来读。这里面的风俗我们都习惯了,本命年需要带红,诗歌也由此而产生,这大概就是创作的触发点,然后讲了关于在红色中国的红色经历。

  红是一种被污染了的颜色,想想红歌,红诗,这些仍然在到处扩散的宣传方式,就该明白,红,总是意味着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合你的心意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红呢?崔健的一块红布是隐喻性的,而孙文波的本命年歌谣,却要将这些砸进词语中的污染给嘲讽掉。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本命年歌谣

  红色可以避灾祛祸,
  这是人民说的。
  今年,你们要我使劲红。
  其实,我可以不这样;
  身在红色中国,我从小就浸泡在红色中。
  那些红色的思想早已在我的大脑中扎根,
  那些红旗仍然在我的身体内飞舞。
  哦!我会说红色语言么?那可是太多了。
  当你们说:“你还需要再红一点”。
  我要说:够了、够了、够了。
  我要告诉你们,我早已红得像
  熟透的柿子,红得像西瓜的瓤。
  更主要的,我早已红得像党章红得像宪法。
  我还要什么红裤衩、红裤带、红护身符?
  没有它们,我已经红得过火!
  再红、再红,你们看见我时,
  还能不像看见红色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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